2.汉朝：“宽宥复仇”成为一种共识
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氛围中，为妥善地调解礼与法的冲突，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不待成; 首恶者，罪特重; 本直者，其论轻”。
“本其事而原其志”作为一种判罚原则，一经提出，就为宽宥复仇提供了法理上的可行性。
这种理论被同时期或者稍晚些的人所接受，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具体的记载例如：
桓宽《盐铁论·刑德篇》云: “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 志善而违于法者，免; 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汉书·薛宣传》云: “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功意俱恶……当以重论。”
《汉书·王嘉传》云: “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
东汉以后，《春秋》经义在决狱断案之时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东汉章帝时颁布的“轻侮法”，更是直接表明了统治者宽宥复仇的态度，“轻侮法”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将最终的审判权让渡给了民众，这无疑走上了去法制化的不归路。这样坚定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私自复仇现象之严重。
3.魏晋南北朝：禁止复仇
魏明帝对“轻悔法”有做适当修改，例如“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稍稍放宽了复仇的界限。然而对复仇的立法还远没有完成，此后又出现不断反复。
直到西晋以后，统治者对血亲复仇的态度才逐步稳定下来，史书与诏令中经常出现严令禁止的表述:
《魏书·世祖纪》载北魏太延元年诏: “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领伍相助，与同罪。”
《梁书·武帝纪》载太清元年诏: “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
《北史·周本纪》载北周保定三年诏: “初禁天下报仇，犯者以杀人论。”
《隋书·刑法志》曰: “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
法律或者法令中很难再见到有限度地允许复仇的规定，国家又回归到法家禁止复仇的立场。
4.唐朝：“赦免”和“处死”两极分化
《唐律疏议》中虽没有明确禁止复仇的条文，但仍有部分条目作出相关规定。
如《斗讼》“祖父母为人殴击”条云: “诸祖父母、父 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 律”。其下《疏议》曰: “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理合救之。当即殴击，虽有损伤，非折伤 者无罪。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谓折一齿，合杖八十之类。至死者，谓殴前人致死合绞，以 刃杀者合斩。故云依常律”。
但在实践中儒家的“礼治”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一种稳固而且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观念。新 旧《唐书·孝友》对为父复仇、不顾生死的孝子事迹的记载，其本身即是以道德范式的标榜为目的的，都较为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道德倾向。所以在不同的案件处理中，处理结果大相径庭，赦免、处死等两级分化。
陈子昂的《复仇仪》和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再现了彼时有关复仇的激烈争论，《驳复仇议》文中提到：
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驳复仇议》虽然仅是一纸公文，却鞭辟入里，发人省醒，为此类案件的审定立下标准、同时又以徐元庆为例，论述了案件审理过程中定罪的原则具体应该如何实施的问题，既充分肯定了国法的不可动，又厘清了礼、法冲突的难题，从根本上为复仇之行为立法，解决了复仇案件审判中的司法原则问题。对后世的敢于“复仇”的立法有着深远的影响。
5.宋元明清
宋代没有制定专门的复仇之法，但《宋刑统斗讼律》中有明确提到“复仇”二字，并议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对复仇案例的处置形成定制——要向皇帝特别通报，并且皇帝拥有最后的裁定之权，可以看出虽然立法情况与唐朝大致相同，但宋代对复仇的控制意图进一步增强。
元代在法律中的规定：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气复仇者非但不会受到律法的制裁，被复仇者的亲属还要作出相应赔偿，这无疑是一条允许复仇的法令，对国家司法体系造成一定冲击，同时元代宽纵血亲复仇的规定也影响了后世。
《明史刑法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者，杖一百”气其中即时杀死加害者‘‘勿论”，类似于现代法律中的正当防卫。
清代律例规定：“凶犯虽经到官拟抵，或于遇赦减等发配后，辄敢潜逃回籍，致被死者子孙擅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本犯拟抵后，援例减等，问拟军流，遇赦释回者，国法己伸，不当为仇。如有子孙仍敢复仇杀害害者，仍照谋故杀本律定拟，入于缓决，永远监禁”。（唐宋两朝均规定了比较完善的杀人移乡制度，即杀人者杀人后未被判处死刑，但要将自己的居住地迁移至 千里之外。此制度的目的就在于避免复仇的发生，此制度在明清律例中均有沿用。）
总结：从春秋时期开始，我们对“复仇”这一行为不同的观点始终围绕是法家和儒家的两种观点展开，不同朝代统治者在“法”和“礼”中都有取舍，或改进制度或融合观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