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跟人讨论看什么类型的历史书来了解历史，大多数人都有共识的是，正史是一定要看的，因为它毕竟是官方编修的书籍，由于这层背景，往往可以很容易接触到一些真实的前朝历史典籍。但对于阅读野史，人们的意见就开始分化了。有人说，野史也是历史，有人却对阅读野史嗤之以鼻。那么，野史究竟是什么？其中的内容是否真的全部为虚构呢？
自古就有“稗官野史”的成语，那“野史”又是什么意思呢？“野史”一般是指古代私家编撰的史书，与朝廷主持的官修史书共存。
相较于“正史”，“野”有两层含义：第一，从编撰者来说，在朝人士奉命编撰的为正史，在野人士自行编撰，未经官方批准审定的，更不是皇帝“钦定”的，甚至为官方所禁的，不是为了藏于庙堂官厅，而是流传于民间的，就是野史；第二，从雅与俗、文与野相对立而言，正史是经专门人员作过特别整理雕饰的，而野史多半是原始史料的汇编，或者原始史实的粗鄙记录。
就野史的内容来说，多为作者道听途说或耳闻目睹的一些逸闻趣事，文字多涉历史掌故。“野史”并不都是信史，传疑传信，风格有的近于“小说家言”，但由于其为私家撰述的特点，就没有了正史编纂时的那些忌讳，很多人们在“正史”中难得一见的事件，在“野史”中往往可以寻到蛛丝马迹，甚至详细描述。如宋太祖“烛影斧声”之谜，雍正帝的死因等，在“野史”中都能找到记载，可供后人参考、分析。
相对于“正史”、“别史”的“正襟危坐”，野史能够让人们更多地看到有关官场、宫闹的秘闻，社会生活的细枝未节，风土人情的变迁及生活中的悲欢离合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也就是说，“野史”中不一定都是假的，也会有原始而逼近历史真相的内容。相比较而言，正史的史料应该更可靠，更权威也更可信，但由于封建的正统观念及其他种种原因，也删去了一些本该记入正史的事情。这些事情，后人也只能从野史里得到弥补。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意思是说，小说大概都是稗官所作。街头巷尾中的谈论或是道听途说的一些事情都是稗官编造出来的。
三国时的如淳说：“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意思是说，帝王想了解民间风俗民情，就设置了稗官这个职位，让稗官给他讲述街谈巷议闲言碎语之类的事隋。
虽然，班固与如淳对“稗官”的解释有所不同，一个认为稗官是小说的创作者，另一个认为稗官只是小说的采集者和讲述者。但都说出了稗官跟民间传说有一定的关联，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人称“稗官野史”的原因，同时间接说明了野史的来源多为民间传说或个人笔记。
《明季稗史汇编》书影此书多次受到鲁迅的称道，它是清代留云居士所辑，包括了十六种记载明末遗事的野史。
野史对鲁迅的影响非常大，野史“稗”的艺术特征充分表现在鲁迅杂文中，即取材的轶事性，描写的民间性。在鲁迅看来，正史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这一观点是提倡“新史学”的梁启超最早提出来的，鲁迅接受了这一观点。
正史只写帝王将相，不写平民百姓，而野史则常常涉及当时下层文人甚至平民的遭遇、情绪，反映当时下层社会情况。鲁迅继承了野史的平民精神，在他的杂文创作中，既有经国大事的感喟，也有日常报纸的琐碎逸事、趣闻，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琐事，其杂文如稗一样轻微琐细的题材特征与野史不无联系之处。
野史的发展在宋代曾经有过一个小高潮，宋代笔记分为杂史琐记、考辨评论和故事传说三类。宋人野史笔记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唐代笔记的传奇色彩，有比较重要的史学价值。
宋代野史笔记扩大了史学视野，与官史相比，野史笔记有自己不同的作者群体和史料来源。作者身份多种多样，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其史料来源便是他们耳闻目睹和亲见亲历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和事件。如果说史官或正史是研究宋代政治史的重要史料，那么野史和笔记则是研究宋代社会史的重要史料。宋人笔记具有历史的宽广度，涉及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诗词典故、金石碑刻、文字书画、城市坊巷、园林建筑、医理药方、草木鱼虫、宴饮娱乐等内容。
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为例，该笔记就记载了桂林及其周围地区各方面的内容，如岩洞、金石、香、酒、器、禽兽、虫鱼、花果、草木、民族等。宋代笔记也具有历史的纵深度，小到一件事情的始终、一个人经历的始末，大到数朝的更替乃至历代的兴衰，在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如方勺《青溪寇轨》专记方腊起义之事；苏轼《东坡志林》则记苏东坡自己20余年的生平际遇；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述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事迹。
宋代野史笔记直面当代历史和社会现实，具有官史所没有的优势。如关于靖康之耻，朝廷及其官史都加以讳饰，高宗赵构还曾严厉宣布“此(指研究靖康史事)尤为害事”。但野史和笔记仍然坚持讨论和反省靖康国耻的历史原因，出现了一大批直面靖康之变的野史，如《呻吟录》、《孤臣泣血录》、《靖康要盟录》、《乱华录》、《靖康建炎忠义录》等，反映了民间历史学者对徽钦政治迷惘、哀伤和悲愤的心理。
宋代笔记中甚至直接暴露了卖官鬻爵与土地兼并的腐败政治，如朱弁《曲洧旧闻》卷10记蔡京、王黻等人明码实价地卖官鬻爵行为：“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宋代野史笔记中最重要的是记载了一些科技成就，这在正史中是很少的。我们都熟悉的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专辟篇章对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进行了介绍，《萍洲可谈》也关涉到指南针在海船上的应用。
明崇祯四年（1631）马元调刻本《梦溪笔谈》
明清时期，小说的发展到了一个高潮，对于野史的撰写同样达到了集古今大成的地步。由于《明实录》涉及到明朝宫闱机密和皇帝隐私，所以明政府制定了“崇重秘书，恐防泄露”的制度，将实录藏诸禁中，秘不示人。并且规定，每一朝实录修成之后，都必须把底稿加以焚毁。明代焚毁实录底稿还有专门的地点，那便是宫禁中太液池畔的芭蕉园。明代黄景昉《国史唯疑》中称：“实录成，……其副稿虑为人见，例焚之芭蕉园，在太液池东。”
明代负责焚毁实录底稿的人，是“直文渊阁入阁预机务”的首辅，即实录的总裁，并且还要在司礼监宦官的监督之下进行。至于《明实录》的正本，则于修成之后进呈皇帝，藏之宫中内府，世宗时被火焚毁后则重抄一份藏之于新建的皇史宬中。
藏于皇史宬的《明实录》装潢精美，地位十分崇高，其目的是“秘之金匮玉函，以传万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就连皇帝阅读也必须“尚冠恭看”，遵循一定的礼仪，穿戴整整齐齐，恭恭敬敬地阅读，“不尚冠不敢恭看。”
虽然后来神宗下令开馆重新抄写了一套《明实录》，藏在皇帝居住的乾清宫内，仍然是仅供“御览”。此外，为便于后代修实录查阅参考，实录另抄一套副本藏诸内阁。
正史被这样珍藏保护起来，除了皇帝和少数内阁大臣和修纂后朝实录的史官以外，极少有人能看到深藏宫中的《明实录》，正如弘治朝内阁大学士邱濬在给孝宗皇帝的疏中所指出的那样，《大明实录》、《大明宝训》等书“天下臣民无由得见”。
于是乎，野史便大行其道，填补了这段中下层看不到历史的空白。社会上不见实录，野史便开始泛滥。顾炎武曾精辟地指出：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大抵草泽之所闻，与事实绝远，而反行于世；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以是野史日盛；而谬悠之谈，遍于海内。
明代稗乘野史乘着头上尚无正规国史遮天蔽日之际，得天独厚，迅速繁衍滋生，一时间野史纷出，杂史横生，正如明代学者所说的那样“三代而后……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
明宪宗万贵妃 万贞儿案
按清朝一代至今的说法，万贵妃心地恶毒，她强迫其它怀有明宪宗骨肉的嫔妃宫女堕胎，毒杀明孝宗之母纪妃，虽然这种讲法相传甚广，但与事实相去颇远，用史料来源追循，不难还万贵妃清白之身。
万贵妃四岁进宫，在明宣宗孙皇后宫中作宫女。明宪宗朱见深生于1447年，明宪宗两岁时,逢“土木堡之变”宪宗父亲被被俘。瓦剌人兵临城下，孙太后立英宗皇帝同父异母弟弟，朱祁钰为皇帝，立年仅两岁的朱见深为皇太子，时年十九岁的万贞儿即在此时开始照料皇太子。北京保卫战明军胜，瓦剌军撤。
次年，瓦剌人将被俘英宗送回明廷。此时，景泰皇帝已无意将皇位归还哥哥。英宗一到北京即遭囚禁。1452年，朱见深五岁时，叔叔景泰帝废其皇太子位，贬为沂王，从此万贞儿同朱见深的的处境与囚徒无异。五年后，景泰帝重病，发生“夺门之变”，明英宗复辟，二十七岁的万贞儿，带着已十岁,恢复皇太子地位的少主回到宫中。之后的六年间，不知何时，皇太子和万贞儿和之间产生男女之情。
1464年，英宗去世，十六岁的太子即位，是为宪宗，皇后吴氏。宪宗情之所在仍为万贞儿。一日吴皇后借故杖击万贞儿。宪宗听闻大怒，将其皇后位废。成化二年，年三十六的万贞儿为宪宗诞下他第一个儿子，宪宗封贞儿为贵妃，皇子十个月大时夭折。此后万贞儿再无生育。宪宗在位二十一年，同各位嫔妃共生子女二十多人，但他始终未同贞儿以外的其他哪个产生感情。1476年，宪宗封贞儿为皇贵妃，地位在诸妃之上，那年贞儿已四十六岁。1487年，万贞儿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贞儿过世消息传来，宪宗难过得半响竟讲不出话。最后吐出一句：贞儿已去，我也不久矣。数月后，明宪宗因忧伤过度，竟随贞儿去了。
宪宗去世后，孝宗即位。史料上最早有关万贵妃官方记载，是明朝的官方史籍《宪宗实录》。官史《明实录》是由后朝修前朝，即宪宗成化朝之后，儿子孝宗弘治朝开始修《宪宗实录》，最早不利于万贞儿历史记录即出自于《宪宗实录》。为何如此呢？
原来孝宗自幼就目睹父亲宪宗对其生母不理不睬，却对万贵妃那个老女子关怀备至，自其六岁被立为太子，到即皇帝位共十二年，愤愤不平之心由来已久，借为前朝修史之机，不好意思骂父亲，骂万贵妃几句，为他母亲出气，乃人情之常。
此外，除了孝宗外，内廷外朝其他人对万贵妃的印象也不见得好。宫中宪宗的那些嫔妃、二十多个子女及他（她）的生母、还有宪宗的亲生母亲周氏，对宪宗专宠万贵妃数十年，无不又妒又恨；还有的就是那些迂腐的文官，即便是哪个地方地震，或地质发生变化，也将此归咎于万贵妃。
《宪宗实录》中指责万贵妃部分有四项
1.《宪宗实录》中说万贞儿“专宠”。宪宗专宠万贞儿数十年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这实在不能说是万贞儿的错，道理很简单：中国封建王朝“朕即国家”，皇帝愿意喜欢何人，其实无人能管，即便万贵妃曾对他有恩，他若是不理她，万贵妃又能怎样？专宠者是宪宗，万贞儿不过是被宠者而已。
2.“服用器物穷极僭儗，四方进奉奇技异物皆归之”，这是说万贵妃穿着、日用品皆奢华，同皇上有都得一比，各地献给皇上的奇珍异宝也被她所享用。我相信这也不能说是她的错，宪宗对他情深意笃，千方百计给她好东西让她欢喜，那是宪宗的事。博取深爱之人的欢心，乃是人情之常，更不用说当事人宪宗是大明皇帝。
3.“一门父兄弟侄皆授以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官”,是说万贞儿娘家人都因裙带关系被封了官职。其实，明实录如此写，并不厚道，按明朝规矩，妃子的家人都封赐给都督、都指挥、千百户这类职位，对万氏并未特殊。史上公认，有明一代，有意识地控制外戚势力，外戚从未形成干政的力量。以万贵妃在宪宗心中分量，她想为娘家人谋求何种利益不能达到？此事，反倒万贵妃显得有节制。
4.“佞幸出外镇守内备供奉者，如钱能、覃勤、汪直、梁方、韦兴...假以贡献买办科歛民财
...擅作威福戕害善良弄兵构祸”:这是说万贵妃罩着一班宫内宫外的坏人,这些人在外面搜刮民财，作威作福，残害忠良，这些人还在边疆寻衅滋事。这种说法，和当代乱扣帽子差不多，万贵妃不过是一深宫女子，外朝发生的那些怎能扣在她身上？而且如此说根本也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再看他列举的这几个所谓坏人，明朝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人到孝宗时代大多已失势，踩他们两脚没什么大不了的。再看这些人最后的结局，没有一个被问斩的，坐监的也只是一个半个。明朝官员之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相互倾轧、弹劾成风，没蹲过几天大狱，你都不好意思张口跟人说自个儿是在明朝当官儿。
在明朝自己修的官方正史里，确实对万贵妃颇有微言，但即便如此，用现代话来说，抨击她的那些事儿，都还真够不成什么原则问题。最终将万贵妃打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是由清朝人所修的《明史》完成。有人说，二十四史有别于其它野史，属于正史，书写学术文章时引用，可以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有力证据。其实，如果你用“查出处”的方法去考证二十四史，你会发现，其中信手胡抄，道听途说，颠倒黑白之处屡见不鲜，万贞儿不幸就成为我国这种历史治学传统的牺牲品。
比对清朝人所写《明史》和《明实录》中关于万贵妃的记载，清朝《明史万贵妃传》中的内容是从我前面所说的，明朝《明实录中的宪宗实录》中抄来的，文字基本上都一致。但是，清朝人在《明史万贵妃传》里头增加了两项对她非常严重的指控：第一、“掖廷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孝宗之生，顶寸许无发，或曰药所中也”。意思是说，万贵妃一旦发现被宪宗宠幸过宫中女子有身孕，就立即用药令她们强行堕胎，许多怀了宪宗龙种的嫔妃宫女，都未能幸免，就连后来的孝宗出生时，头顶秃了一块，也是因他母亲怀他时中毒而起。第二、“纪淑妃之死，实妃为之”。是说孝宗生母纪妃也是万贵妃毒死的。第二项关于纪妃和孝宗身世的指控，同时详尽地写在《明史纪太后传》中。
为什么明朝当年自己写自己的正史《宪宗实录》中并没有对万贵妃作这种杀人指控，反倒200多年后，清朝人为前朝人修的《明史》里面却冒了出来呢？咱们看看这些指控的来源出处就会一清二楚。
明末有个学者叫“毛奇龄”，他曾写了本名为《胜朝彤史拾遗记》的明朝野史，这两项指控都在里边，连文字都几乎一样。原来，清朝初年开始修《明史》时，请了毛先生出来做编修的工作，他就将自己先前野史的内容，不管真假，顺手抄了进去。
那毛先生的指控又从何而来呢，那就再往前看。明朝万历年间有位叫于慎行的学者写了本名为《谷山笔尘》的野史，这两个指控，包括孝宗戏剧性身世，皆源于此书。不过，于慎行深知自己将成为恶毒诽谤万贵妃的创始人，在指控完毕时，大概怕别人说他造谣惑众，又加了一句“万历十二年一老中官为于道说如此”，告诉大家：诸位看官听好，诽谤万贞儿不干我事，这事儿都是鄙人于1584那年自一个老太监那儿道听途说听来的。
和于慎行同时代（万历年间）还有位叫沈德符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他对同行于慎行的这种做法非常不以为然，他写道：“...自谓得其说于今上初年老中官。不知宦寺传官讹舛,更甚于齐东，子每闻此辈谈朝家故事，十无一实者，最可笑。”他是说：于慎行自称这些事儿是从当代的一个老太监那儿听来的，其实这些阉人所传的，关于前朝的那些宫廷事完全不靠谱，十句话里有九句都是假的，真可笑！
人家万贵妃的名誉，原本是件很严肃的事，从一个老太监口中流传出来的胡诌八扯，竟然使她一世名声毁于一旦。1584年距成化初年，已过了一百多年，试问，有多少史料价值让于慎行将这位老太监的话堂堂正正写进正史？这样做未免也太有辱斯文，丧失学术原则了吧！可后来各种野史、正史可就真是跟着于慎行这么写了下去！看来，毁坏它人名声的事，从我们的祖辈起，咱们中国人干得超酷。
如果用于慎行从老太监那里听来，诽谤万贵妃的原文，比照清朝人编写的《明史》中关于万贵妃的原文，不难看出，根本是如出一辙。虽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古人竟然如此不辨真伪地抄法，真叫你大开眼界，看来，今天学术界抄袭剽窃成风，不过是在继承传统而已。
细读一下《明史纪太后传》，你会发现，其中净是胡扯。比如文中说：“生孝宗，使门监张敏溺焉。敏惊曰：“上未有子，奈何弃之。”意思是，（成化六年）孝宗出生，（万贵妃）命令太监张敏将婴儿淹死，张敏吃惊地说'皇帝还没有儿子呢，怎能这样做！？
这分明是瞎掰，因为成化六年时，宪宗第二个儿子朱佑极可正活得好着呢，人家张敏怎么可能说宪宗没儿子？接着《明史纪太后传》继续编造说：张敏后来偷偷将孝宗藏起来养大，六年后（成化十一年）将这事告诉了宪宗，张敏觉着自己六年前违背了万贵妃将孩子淹死的命令，现在事情讲出来了，万贵妃必定会追斩他，就吓得吞金自杀了（亦吞金死），其实人家张敏这一直受宠于宪宗，活到成化二十一年才因病去世，哪儿有什么吞金自杀的事儿。明史中这个关于纪妃的传奇段子虽然假得不能再假，但遗憾的是，它在当代却被当作历史，广泛地出现在关于明朝成化年间的著作、影视、文艺作品中。
综上看来，万贵妃无端端变成杀人狂的历史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万贵妃死后，历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四朝都还算风平浪静，而到了万历年间出事了，有位后宫的无名氏老太监，讲出一段不知从何而来的，100多年前发生在成化初年，万贵妃在宫中草菅人命的传闻，正巧，有位名为于慎行的学者听到，就将老太监所说的传闻，录入他写的野史里，虽然于先生的作法被其它万历同行呲之以鼻，可没想到，后来写明史的学者都抱着“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态度，将这段传闻，堂而皇之地当作了历史。到了清朝，这段不着边儿的传闻，更上一层楼，被采纳进中国殿堂级史料《明史》之中。至于到了当代，深受广大文艺青年喜爱的文学历史作品《明朝那些事儿》再将万贵妃的劣迹，发扬光大到空前的高度。
上边儿考证了对万贵妃杀人指控的来源出处，下面我想从情理及逻辑上证明万贵妃杀人论不成立。先说所谓万贵妃用药强行堕胎的事儿。
1.如果万贵妃这样做，明摆着是在做掉大明王朝继承人，这对封建王朝来说，绝对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就算宪宗有多宠她，对这种事儿也不会容忍，况且宫内还有钱太后和周太后在，有明一代，皇太后在后宫地位相当崇高。钱太后成化四年去世，宪宗母亲周太后比宪宗活得还长，就算她们其它事不管，这种有关国本的大事不可能袖手旁观，更何况周太后一向就厌恶万贞儿。
2.明朝文官势力大，管得宽，就连宪宗对万贵妃太过亲密这种事儿都会上奏制止。在中国封建王朝制度下，对他们来说，建立皇储，是确立一国之本的大事，关系到全国臣民心之寄托。万贵妃要是敢干谋杀皇储的勾当，那些大臣还饶得了她？早就群起在奉天殿前长跪不起，大哭大闹（这种事儿，在明朝一点儿都不稀奇），要求诛她九族了。
3.通常史上说万贵妃强行她人堕胎之事是指成化初年，第一、因为这段时间宪宗所生子女不太多，后来越生越多，他们没法说了。第二、可能是觉着万妃还有生育能力，她不让别人生，是为着等自己再生一个做皇位继承人。自成化二年十月，万妃生的第一个儿子夭折，到宪宗的柏妃在成化五年四月生第二个儿子，这中间确实有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宪宗一个孩儿也未生出来。假设都是让万妃强迫堕胎了，可能性有多大？等于零！为什么,因为王皇后是生不着的，在这段时间内谁第一个生出儿子来，儿子就是太子，母将凭子大贵，假设你好不容易有了，这时候万妃忽然带帮人来让你堕胎，你能干吗？你不会去向皇帝或太后寻求保护吗？将整个后宫说成万贵妃可以为所欲为，想让谁堕胎谁就得堕，两位皇太后、内宫管理系统形同虚设，宪宗对自己子女被杀不闻不问，真用脑想想，有多大可能?
4.会不会万妃干得干净利索，宪宗、太后、宫外大臣都被蒙在鼓里？太不可能了！明史不是号称“饮药伤坠者无数”吗？无数就是许多的意思了，咱们保守地说，假定万妃只强行令30位嫔妃堕过胎，连上这些当事人身边的服侍人员，再加上万妃自己带去实施人员，直接知情者就已经超过百人之上，有如此庞大数量的目击证人，此事能瞒得过宫内外的其它人吗？
5.从作案手段上看，如果集体堕胎之事属实，那也太抬举咱们中医药文化了。莫说那500多年前，就算是中医药已然繁荣昌明的今天，哪位伟大的老中医敢站出来说，他能用中草药来堕胎？这是一件技术手段达不到的事情，就算她万妃有这心，她用中药也是无法做到的，切勿将甄嬛传中的堕胎情节当做科学。
6.万妃作案动机也成问题。你说万妃不让嫔妃们生孩子，是怕宪宗宠爱有孩子的嫔妃吗？不会呀！人家宪宗自成化五年就有了第二个儿子了，成化六年有了第三个儿子，再往后一口气生了二十来个，但是，直到成化二十三年万妃去世，除了万妃她自己，也未曾见到宪宗另外去宠爱过那个生有子女的嫔妃。你说万妃是想等自己再生，由自己的孩子继承皇位吧，也不通，因为成化二年她的儿子夭折后，她就已经38岁了，在那个时代，这种年纪生育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之后成化五年，年轻的柏妃就生子了，之后还被立为太子。都已明知自己不可能再有孩子继承皇位了，反正宪宗需有人继承皇位，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那她万贵妃还阻止别人生育的意义何在呢？
从史料角度上，分析对万妃的第二大指控：所谓毒死孝宗之母纪妃的事儿。首先说几点公认的史实。第一、孝宗没出生在宫内，而是出生在宫外的“安乐堂”（位于现北京养蜂夹道），在北安门（现地安门）街西，明朝时被称为“西内”的地方。第二、成化十一年前，孝宗六岁前，都同母亲住在宫外，外朝大臣并不知道宪宗有这么一个儿子。现在的说法是，孝宗身份公开之后，万妃大怒，给孝宗母亲喝了一杯毒酒，没过两天，纪妃就死了。
可信的史料将此事重整，以说明纪妃之死同万贵妃不可能有关系。《宪宗实录》中说“因乾清宫门灾，上欲显示於众”，意思是说因为宫内的乾清门发生的火灾，使宪宗觉得上天提示他什么，于是他想将他已有一位六岁大的皇子（后来的孝宗）的事公布于众。宪宗同内阁大臣商定，五月十九日以请大臣为这个孩子取名字的方式，将此事公布。没过两天，皇子就在文华门和大臣们见面了。我查了一下乾清门火灾的时间是成化十一年四月壬辰夜，可以看出，最迟在四月，六岁的孝宗已经进到宫内了，而他母亲纪氏还留在安乐堂。在孝宗进宫之后，他和谁住呢？其实，他和万贵妃住在一起。正在此时，三代名臣，宪宗最信任的商辂和其它大臣上了一份奏章，这篇东西很重要，我全文引述：“臣等仰惟皇上至仁大孝，通于天地，光于祖宗，诞生皇子，聪明岐嶷，国本攸系，天下归心。重以贵妃殿下躬亲抚育，保护之勤，恩爱之厚，逾于己出。凡内外群臣以及都城士庶之门闻之，莫不交口称赞，以为贵妃之贤，近代无比，此诚宗社无疆之福也。但外间皆谓，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见，揆之人情事体诚为未顺。伏望皇上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烦贵妃抚育，俾朝夕之间便于接见，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惬众人之公论，不胜幸甚。”意思是说：...皇上您有了聪慧皇子，大明江山国本更加稳固。令人欣慰的是，自皇子进宫，万众尊敬的万贵妃亲自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的生活，比对她自己亲生儿子都要好。外朝内廷群臣，及平民百姓无不对万贵妃之仁爱之心交口称道，她的贤良近代没人得以比肩，有贵妃乃我大明的福分！不过外头有人议论，皇子母亲（纪妃）因病仍居安乐堂，如此他们母子一个宫内，一个宫外，不得相见，以母子亲情，希望圣上考虑外界意见，将皇子母亲接进宫，使他们经常可以见面，而皇子仍劳烦万贵妃代为照顾为好。商辂的意见的到宪宗的批准，纪妃正式搬进了永寿宫，时间是五月。纪妃去世的时间是六月二十八日。
自商辂等人的奏章，可以看出以下：其一、纪妃根本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骤然去世，至少在四月乾清门火灾时已是卧病在床了。其二、皇子在万妃身边生活过一段不短的时间（自皇子四月进宫，到十一月正式立为太子，之后才开始和宪宗的亲生母亲周太后生活“孝宗既立为皇太子，时孝肃皇太后居仁寿宫，语帝曰：以儿付我。太子遂居仁寿。”），至少有七个月之久。其三、万妃对皇子还不错。我想说的是，如果万贵妃真的想伤害她们母子，去害日夜都在身边，年仅六岁，什么都还不懂的皇子岂不更方便，若做掉皇子，那就是斩草除根，没仇报。为何舍近求远，去害在宪宗眼里即没地位，身体又坏的一塌糊涂的纪妃，你说对吗？
此外，指控说万贵妃毒死了孝宗之母纪妃，也违反常识。试想，万妃有什么理由这样做？人家是太子，将来会继承皇位，你去毒杀皇位继承人之母，不是找死是什么？虽然万妃年纪比宪宗大许多，也未必因此宪宗一定不会死在她前边，谁不知道明朝皇帝一个两个，都是英年早逝。就算现在宪宗宠你，万一宪宗死在你前头，那新皇帝孝宗跟你可就有杀母之仇要报啊！万贞儿为何愚蠢地去做对己只有坏处无任何好处的事？
500余年来，作为第一个为万贞儿鸣冤的人，常常自忖：为何万贞儿这样一位良善女子，最后落得如此声名狼藉呢？就连我这等业余历史研究水准的人，都轻易可以看出，强加在她身上的，实属不实之词，为何却从来没有专业历史研究人员，站出来为她说句公道话呢？良思许久，可能是与以下有关：
1.中国传统的“红颜祸水”的史学观。宪宗几十年如一日对她的专宠，不仅使她得罪了所有宫内人士，及后来继承皇位的明孝宗，他（她）们嫉恨万妃的心态不难理解；更重要的是，这种专宠也使她得罪了宫外庞大的封建士大夫集团，他们对宪宗皇帝的一切错，甚至出现天灾，都可轻易地归咎于宪宗的专宠，这原本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特征之一，总爱在找宫中一些不顺眼的女性，将她们当作祸国的根源，在这种思维之下，那些受宠的女子就首当其冲的被当作靶子。可以这样说，中国历朝历代，那些受宠于皇帝的女子，很难得以美名传世，不往她们身上泼点儿脏水，大家心里就不会舒服。万贞儿
2.还有，我们中国人古往今来，从骨子里对女性就不尊重。我们不大会欣赏女性，不太会歌颂男女之间真挚情感。凡看万贞儿与宪宗的关系，必先看年龄差异，必去私下思想万贞儿有何种性的秘诀，使得宪宗对她终身迷恋不已，想不出来的，加上变态二字也就一了百了。因此，简而言之，五百多年来，当我们碰到万贞儿这么一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主观上，潜意识中，骨子里根本就不愿意把她往好里想！试问，若天下人皆此心态，她能好得了吗？
明代野史一反实录等国史为尊者讳的修史原则，对明代宫闱之事大加暴露。王世贞就指出明代野史敢于“征是非，削讳忌”，所以“不可废也”，可见明代野史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然而，野史也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第一是毁誉任意。由于是私人撰史，没有史馆的修史章程和制度，没有修纂群体的相互约束，所以写起史来不免信马由缰，任己好恶，“挟隙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王世贞《史乘考误》）
第二是传闻异词。由于是私修之史，没有可靠的档案材料，所以不免将道听途说之事记入史中。有学者指出，明代野史“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得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结果往往众说纷纭，难有定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谜案的原因。
明末三大疑案之红丸案
第三是猎奇多诞。正如王世贞所说，明代野史的弊端之三是“好怪而多诞”，有些作者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对一些事情也不进行核准就开始写，毫无根据。
第四是体裁疏略，免不了会“冗杂泛滥”，说法很多，难以辨别。有专门写一件事的野史，也有专门写宫廷的野史，还有许多无所不包的杂乱野史，市面上随处可见。
以祝允明的《野记》为例，作者官至应天府通判，但不久致仕，长期生活于民间，所以他的《野记》有关宫中的内容便多属道听途说，如关于仁宗之死，《野记》称：“仁宗郭妃，以中宫诞辰，邀过其宫上寿，上亦往。妃进卮后，后不即饮，上曰：'尔又为疑乎？’遽取饮之，妃失色，无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经死。”意思是说仁宗是被毒死的，但《仁宗实录》的记载则是另一番景象：先是“仁宗不豫”，后是“仁宗大渐”，遗诏天下，传位皇太子。实录的记载向我们表明仁宗是病死的。
按常理来说，一个妃子怎么可能在仁宗的面前下毒谋害皇后，而且仁宗所饮用的水酒，有怎么可能如此轻率，必然是要确认无毒的，要知道古代的皇帝们对于下毒之事都是很敏感的。因此，可以得出《野记》这段记载并不真实，正史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关于清代的野史恐怕是我们现代人最熟知的一部分了。与唐、宋、明等汉族政权相比，清朝政府在尊崇和利用《清实录》上，更加鲜明而突出。清朝皇帝在治国理念和经验上，更加依赖于《清实录》所记载的先帝治国经验和准则。在后世留下的记载中，清帝对于本朝实录是“晨兴恭诵”或“日阅一册”，“监于成宪，不愆不忘”。据《大清会典》称：“内阁尊藏列圣《实录》，以次进呈皇帝恭阅，周而复始，日以为常。”这种阅读记录远远多于汉族政权的皇帝。以明代而论，喜欢阅读实录的朱姓皇帝。只有神宗的事迹比较突出。而清代上至圣祖下至文宗，都留下了恭阅实录的丰富记录。
清代的正史、野史与笔记
中世纪诸王朝的君主和僭主，凭借专制权力，干预胜朝史即近 代史的编纂，控制本朝史即现代史的著录，久有传统，却很少有像满清统治者那样穷凶极恶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孟森论及《清实录》，指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 三帝，都对前代编年大事记即官修“实录”，“欲改即改”，积习变成惯例，“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 1959年版，页619-621），真是慨乎言之。
清朝皇帝历来多奇闻秘事，一方面跟清朝皇帝的民族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则是清朝多位皇帝身上都有那么一些奇怪的事发生，比如顺治皇帝闹着要出家，再比如雍正皇帝的死因，以及乾隆皇帝的身世，都是绕不过去的谜团。今天我们着重来看看康熙皇帝的死因，就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康熙帝的死因有2种：一种为民间野史记载，一种为清朝正史记载，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清朝官方的正史记载疑点太多，导致野史记载反倒很有道理。
对清朝帝王的死因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封建社会中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这个王朝，从一开始，似乎就笼罩着神秘色彩。
就以大清王朝近三百年历史中的十二位帝王为例。这十二位帝王中，最终善得始终的竟然只有乾隆、道光和溥仪三位皇帝，其中溥仪还是只当了几年，就颠沛流离大半辈子，最后在新中国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
除了他们三位皇帝之外，能够查明死因的，不算是悬案的皇帝还有最开始建立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和其后的皇太极，一位是未看到终结明朝，入主中原而愤愤离世，一位是直接暴毙而亡。这二位的死因，也都是正史记载的明明白白的。
但是剩下的半数皇帝，他们的死因竟然都不明了，甚至直接成为了历史的悬案。一国之君的死因，史官竟然没有记载清晰，不免令人生疑。
笔者在认真查阅历史相关资料后发现，事实上，这剩下的半数皇帝，之所以连死亡原因都不确定，成为谜团，主要是由于三种原因造成的，即不敢写，无法写，写了也没用。
先说死因是由于不敢写而造成迷雾重重的两位帝王，他们分别是康熙和光绪。
这二位的死因成谜，正好验证了那句古语：自古帝王多无情，他们就是死在了政治斗争中，死在了权势更加强大的幕后统治者手中。正是因为如此，史官才无法按照真相来记录，只能去讨好这幕后统治者的欢心，来改写历史。
因此，这种背景下写出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只是统治者为了粉饰自己的形象而编造的故事而已。
康熙皇帝是开创了清朝的康乾盛世的伟大帝王，单以对清朝统治的贡献来说，康熙的确是一位足够优秀的皇帝。当康熙年迈退位之时，由雍正接管了天下，成为新的皇帝。
雍正是清朝历史以冷酷无情出名的帝王，他一生都勤于治国理政，是一位丝毫不逊色于父亲的优秀皇帝。
根据正史中的记载，康熙皇帝于畅春园病逝，享年68岁，是一位高寿皇帝。但是这只是正史记载，而康熙皇帝的真正死因，从那些被雍正得罪的皇室大臣口中，则变成了是雍正为了皇位而弑父，而正史的记载，只不过是因为雍正为了堵住大众的口舌而编造的谎言而已。
光绪皇帝，是清朝晚年的皇帝，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刚上台不久，实际权力都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的时候，他就一心想要拯救已经倾颓的大清王朝，而开展维新变法，试图从根深蒂固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手中夺权，最终却被反制，囚禁于宫中。
光绪究竟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慈禧太后和光绪势不两立，而且慈禧还是在光绪死后一天不到就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慈禧的嫌疑最大。
再来说无法写的一位皇帝——同治，对于同治皇帝的死因，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不过主要的都是说他是因病去世，而有所争议的则是究竟是什么病。
有专家通过《同治进药簿》，研究了同治晚年的脉案和用药情况，推断出同治是死于天花的，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肯定这种说法。
再说写了也没用的两位皇帝——顺治和咸丰。正史记载中，这二人是得病死的，这按理来说很正常，但是却因为二人的做法，让世人产生了偏见。
顺治皇帝因为早期被叔叔掌权，没有实权，后来宠妃又死，心灰意冷下皈依佛门。虽然没有真的到寺庙出家，但在宫中也非常虔诚，以至于在顺治死于天花后，都认为他是追随佛祖去了。
而咸丰帝在早期治理无效之后，立马沉迷于声色犬马，还吸食鸦片。原本咸丰的身体就不好，这两样加起来直接就把他身体击溃了。所以，后世人们都宁愿相信他是抽鸦片和纵欲过度而死，也不愿意相信他是病死的。
既然“实录”不实，而满清所有官修史书，均有同病，那么要了解清史的实相，岂可不广搜非官方的本土的乃至域外的资源？例如晚清史研究，所谓野史、笔记、碑传、年谱、日记、函札、回忆录，以及外人记载等，越来越受论者重视，合乎逻辑。
当然不能拒绝利用清代官修史书，它们到底有官方档案为依据，若干事件虽篡改也仍存蛛丝马迹。同样不能尽信非官方史料。比如清初王夫之曾任南明桂王政 权的行人司行人，参与外交事务。但他的《永历实录》，对于这个小王朝上自太后、下至大臣多半皈依天主教，控制朝政的太后甚至遣使请求罗马教廷组织新十字军 支持南明抗清，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却不见踪影。岂不表明号称可信的野史，同样存在“实录不实”的毛病？
再如清人有关本朝历史的笔记，在嘉庆朝被迫松动言论控制以后，渐出渐多。不论作者有心还是无意，有的填补清开国史的空白，有的重述已逝列帝留下的疑 案，有的质疑前代治术乃至翻前代陈案。这类矛盾的历史陈述越积越多，致使后人要了解清代历史实相，即使涉及特定时地人事的某个实例，也非重视正野诸史矛盾 的陈述的真伪的考辨不可。以前傅斯年宣称“史料即史学”，把发掘历史资源说成历史研究的最高追求，固然是偏见，但半世纪来所谓“以论带史”（实为“以论代 史”）的流行，致使史学变成语录的缀合，犹如滚动版的“圣谕广训”，不更荒谬么？
用不着再对清代的笔记野史评头论足，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专题论著已不少，其中不乏说长道短都有见地的作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重典故而轻识见，重异闻而轻涵义，似为既有研究的一种缺陷。
比方说上世纪末以来中华书局重版并增补的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不再强分“清代”与“近代”，不再拘泥是否名人名作，而取其可备“史料”一格，在客 观上就是对“以论带史”的一种突破。同时各地出版机构也竞相刊印同类稗史笔记，内中颇有剽袭他人校点或者不学无知妄作的伪劣印本。那是学术普及过程中的必 有现象。较诸以往多数学者被迫从《清稗类钞》、《清朝野史大观》等抹煞原作出处的所谓史料汇编中找资源，却又每因难辨真伪而不敢征信，无疑提供了方便。重 印或新出的笔记野史，篇前多附“点校说明”，绍介作者 与版本，更多是夹叙夹议的内容介绍。前述通病便在此类说明中有普遍体现。近六十年来学人不断“洗澡”，特蒙关爱的人文的社会的学者总被推到高温池心，不烫 死也烫昏，即如效法乾隆、嘉庆间经史考证的纯学者，也重足而立，唯恐无心犯忌，陷入文网。于是校点古籍，序跋乃至注释，必须表态彰显“政治正确”，也成惯 例。当然表态因人而异，有的勉强，有的就令人恶心。
近年常读海内重印或新出的清代笔记野史，除因校点伪劣（包括剽袭我早年校本却新增校排错误）而有误食苍蝇的感觉，还常因点校者牛头不对驴唇的“政治表态”而失笑。但有一点小小发现，即谢国桢、张舜徽诸贤均未勘破的，在晚清笔记中体现的满汉矛盾。
晚清的笔记名篇，论者必推法式善的《清秘述闻》、《陶庐杂录》，昭槤的《啸亭杂录》，福格的《听雨丛谈》等书。他们都是旗人，法式善籍隶内务府蒙古 正黄旗，昭槤是满洲宗室并曾袭封礼亲王，福格则是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三人恰好表征组成满洲八旗的三大族群，不必说三人的笔记内含同一满洲特权群体内部的 不同族类取向。三人中福格最无名，直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傅增湘藏稿刊布《听雨丛谈》，近代史家才知清咸丰、同治间有这么一位汉军旗人，他 是乾隆晚年以大学士署直隶总督英亷的曾孙，他做为没落贵族后代只能作幕为生，做过讨捻时期僧格林沁的山东行营总管，在僧王死后曾知莒州。
犹忆一九六0年初见《听雨丛谈》，对其中述满洲八旗原起颇感兴趣，但随阅《八旗通志》及清前期实录，便感福格述史肤浅。不想时过四十年，为备课重读此书，却发现福格对于满清的官方修史体制，有这样的批评：
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异。大率重汉人轻满人，重文臣轻武臣，重翰林轻他途，重近省轻边省也。
当年初见福格此说，未免诧异，以为他存内满外汉偏见而颠倒历史。及至沉沦为 “牛”（毛式术语“牛鬼蛇神”的略称），百无聊赖，重读清代经史诸著，检出福格此说，考以所知清代史学史，始恍然，以为柳诒徵所谓“史权”说，并非谬论。 即如在满清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族群复杂关系中间，体制内屈从满洲而文化上垄断经史的汉官（清代汉人涵盖被征服的胜朝各省居民），他们在传统的势力范围如翰林 院、詹事府乃至科道衙门，必定通过三十六计乃至更多的权术，捍卫本族本地利益，甚至仅仅为了替当权者内部政争表态。再经多年反复阅读满清正野史料，令我以 为福格的说法，属于非权威的洞见。前引文紧接着有如下说法：
积习相沿，虽贤者不免。同一满人，则分文武。同一汉人，则分边内。同一边省，则分出身。同一江浙，则分中外。甚至饰终之典，撰拟纶音者，亦存轩轾：满人边人武人不过四五行，翰林台阁必历叙官价，详其恩遇，连篇累牍，洋洋 千言。撰叙列传，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著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凡略褒词者，不敍全文，而曰“褒之”；略其贬词者，亦不叙全文，仅曰 “责之”或“切责之”而已。
正是因为清帝对于《实录》的依赖，对于它的编纂就更加重视，保密性做得也更好。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开始清点实录，所见太祖、太宗、世祖(以上三朝实录为雍正、乾隆间校订本)、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丈宗、穆宗十朝实录满、汉、蒙文本各有四部。另外，盛京崇谟阁藏有十朝实录满、汉文本各一部，共计满、汉文本实录各五部。蒙文本实录各四部。这五部汉丈本实录习惯上按装潢和开本大小，被称为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小黄绫本。大红绫本两部，一部收藏在皇史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部收藏在盛京崇谟阁，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小红绫本两部，一部收藏在乾清宫，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部收藏在内阁实录库。小黄绫本一部，收藏在内阁实录库，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早在雍正时期，便有乾清宫小红绫本的记载。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二十日，世宗在所撰《圣祖仁皇帝实录序》中就指出：“历今九载，敬成《圣祖仁皇帝实录》若干卷。又于尊藏皇史宬外，恭缮全帙，虔供几案，时时展读，以遂朕敷时绎思，继志述事之意。”
皇史宬内景，在这些“金匮”中，收藏着历朝皇帝的实录和圣训，以及皇室的玉牒
乾清宫本是正式进呈本，因此仪式非常隆重。在所有清代实录的版本中，乾清宫本是最讲究进呈仪式的。嘉庆帝曾指出乾清宫本的进呈仪式“典礼至重”，不能只派侍卫捧送实录，而应该派贝子、公以下宗室官员赍捧，并派亲王、郡王、贝勒等左右护视，实录先由总裁等人安放保和殿，派有关官员、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大门侍卫“于殿外前后轮流坐更，小心照看，不准在彼点灯吃烟”，次日进呈，“其表文著于送书进乾清宫时，监修官一并送进”。次年正式进呈时，典礼十分隆重，“王以下文武各官行庆贺礼，派出奉书之贝子、公及宗人府官，由保和殿恭奉《实录》、《圣训》至乾清宫安设，上复诣香案前行礼”。而尊藏最具保藏性的皇史宬本时，皇帝则下令简化仪式，只由其本人到皇史宬简单行礼就行了。
乾清宫本正式进呈后，收藏和“归架”于乾清宫的东西暖阁中。清世宗以上的五朝实录原藏于西暖阁中，《清高宗实录》修成后，便将五朝实录移储东暖阁，而将西暖阁腾出安置高宗以下的实录。
如此这般隆重与保密，比起明朝诸帝来说，简直是有过之无不及，别说是寻常百姓，就是外省官员，想知道历史，恐怕都很难见到这些“正史”的真面目。
同样地，“正史”的缺失，给了“野史”滋生提供了“土壤”，清朝的野史一段时间达到了高潮，有时候野史基本多得数都数不尽。现在我们熟知的很多“清初四大疑案”、“晚清四大谜案”等等，基本都少不了野史的影子。什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乾隆身世”、“光绪之死”......简直数都数不清。
当然，在这种背景下，清朝的野史就走上了比明朝野史更猎奇更偏离真相的道路，反正老百姓跟皇家离得远，怎么离奇怎么来吧。现在我们看来，很多野史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比如我们说“雍正篡位”的传说中，雍正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这从文言文的写法、说法以及满汉两种记载等逻辑上，是很不通顺的，但老百姓不知道啊，所以就越传越神。
辽宁档案馆展出康熙遗诏 证明雍正篡位系谣言
到了晚清、民国那会，关于清代的传说和野史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比较有名的，要数《清朝野史大观》这本书了。
此书乃是清小横香室主人辑，姓名及生平不详。十二卷。此书辑清代的遗闻轶事分五类：(1)清宫遗闻，辑宫内奇闻异事。内有太祖敷教明刑、内官之制、谕旨前军机署名之例、咸丰朝诸臣奏请开捐等317则；(2)清朝史料，辑清代典章制度，政事刑狱。内有票拟、奏事处、启心郎、台省拾遗、顺康朝大臣体制、十三衙门、庄廷钱史稿之狱、柳条边、军机处、军机章京、军机沿革、军机处行走兼管部务、秋审四项、陕西冤案等271则；(3)清人逸事，内有赵公谳狱、岳钟琪纪成斌冤狱等279则；(4)清朝艺苑，辑文苑韵事。(5)清代述异，辑怪异故事。
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将其整理出版，之后尚有五版、六版等。 关于清朝一些著名的传说与谣言，基本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
近代时野史笔记甚多，内容也很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 当代已无翰林院或国史馆，但达官贵人的“饰终之典”，尤其是讣告悼词的“评价”，字句必争，以至尸体累年不得火化。这常令人怀疑生错了时代，不知自 己是否仍属十八世纪清帝的臣民？挣脱这样的奴隶心态，在五十六个民族组合的中华民族，那奋斗过程已逾百年。但我们的民族，有没有超出百年前清代翰林院述史 阳奉阴违的尺度？看来仍属历史遗留问题。
例如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四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又如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1900)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亲身经历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搜集多种野史笔记，将其中之遗闻轶事逐条抄出，分类排列，是为笔记汇编。其优点是材料集中而又分类，便于查阅；缺点是不注出处，无从考核其来源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野史秘闻也好，笔记传说也罢，都是游离正史之外的另一种补充。“正史”有规矩、有章法，不会为了读者的喜好而故意猎奇，但会因为统治者的避讳而有所缺失；“野史”虽然记载时没有任何限制，但总会因为要符合读者口味而偏离以及夸大事实真相，加之多以传说为依托，也免不了都是民间百姓的想象。只不过，如今我们无缘得见真正的历史，因此“正史”与“野史”如有兴趣，都应该看看，至于哪句真哪句假，就要靠诸公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