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不堪忍受城市贵族剥削的行会展开了与其争夺政权的斗争即“行会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行会也由此得到普及。

行会的盛行直接带动了学徒制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学徒门类的扩充。那时的欧洲行会注册数量激增，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各种类型的行会，各个行业内部的专门技术的工序也朝着纵深化发展。

以羊毛业为例，随着羊毛生产分工的细化，“出现了纺纱工、织布工、制毡工、烘烤工、染色工、剪布工和装饰工等”。其次，学徒制的繁荣还表现在人们对学徒身份的追捧和竞争的加剧上。

成为学徒，不仅意味着可以依靠技术傍身而安生立命，还可以通过师徒紧密的情感纽带增加婚配机会，更甚者得以继承师傅的遗产。另一方面，学徒制增加了普通人通往上流社会的可能性，是升为城市自由民的重要途径之一。

正因为学徒经历带来的这些丰厚的回报，人们对之趋之若鹜，行会学徒制一度达到了鼎盛。

消亡于行会的瓦解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熟，行会本身所具有的封建狭隘性日益凸显。为达到垄断和内部成员平等的目的，行会对技术创新进行严格的限制，这一举措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同时，行会内部流动体制的失灵加剧了学徒、帮工和师傅之间的阶层冲突，前两者一度沦为师傅阶层的廉价劳动力，致使其自发组织团体与行会展开维权斗争，往日温情的师徒关系产生了裂隙。

18世纪后半叶开始，欧洲各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大规模的建立起来，生产被划分为固定工序，工人只需完成自己所在工序的规定动作，这使得传统行会的手工作坊式生产再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日趋瓦解。

行会的衰落使其对学徒训练无暇顾及，学徒契约也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原有的约束作用。缺乏行会监督与管理的学徒训练乱象丛生，日渐松散，教育功能逐渐淡化。参与行会学徒制的年轻人的比例下降，行会学徒制自身也难以再满足生产的需求，急需新的强有力的力量介入技能人才的培养。

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步上升，世俗统治者开始通过立法对学徒制进行干预，并且借着教育世俗化的浪潮引导其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曾影响了欧洲几个世纪的行会学徒制消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行会学徒制创造了典型的技术人才培养模式，为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输送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也为手艺人的标准赢得了优良的声誉。分析欧洲中世纪行会学徒制的经验和弊端，对于我国现代学徒制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职业技能晋升等级严格，技术传递观念狭隘保守

在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学徒制中，存在着从学徒、帮工、再到师傅三个晋升等级。只有通过每一级的严格考核，达到相应等级的技术标准，才能获得全行业认可的相应等级的身份。

首先，立志从事某一行业的少年需先经家庭或朋友的证明，再经师傅和行会的考核认定，才能拜在师傅门下成为学徒。这一时期考核的重要条件就是出身和素质，只有是本国自由民并且品行优良的孩子才有成为学徒的资格。

14世纪前后，甚至只有经过一定的试用期并且经考核后，才能获得正式的学徒身份。学徒一般需住入师傅家中，与师傅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接受职业技能和道德方面的训练。学徒期一般为7年甚至更长时间，有一个男孩学徒期竟长达16年。

经师傅和行会检查掌握了本行业的基本技能后，学徒可获得帮工资格。帮工需接受更高难度的技术训练。师傅还会让帮工用几年的时间去各地游历，一来增阅历，二来与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三是积累资金以建立自己的作坊或店铺。

当所有条件具备，其品行和技艺通过了师傅和行会审核，大多数都可晋升为师傅。所以，可将帮工阶段视为“准师傅”阶段。

行会学徒制的成功运作与其严格的三级晋升机制是分不开的，但本质的封建性也使其在技术传递观念上呈现出保守的特征。

师傅依托自身多年苦练具备的精湛技艺成为师傅，通常在没有明确徒弟的本性之前会有“教了徒弟、饿死师傅”的担忧，将自己的部分诀窍藏于腹中或仅仅传授给自家人，而被传授的是一些浅显的、被编码的显性知识，更深层次的隐性知识需要学徒个人的工作过程中的反思、体验获得，这使得学徒晋升路线日益艰难，技术的传递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行会治理反映产业需求，培训模式淡化教育功能

行会在中世纪欧洲学徒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对学徒制的治理是全程性的、全面性的和全方位的。行会不仅通过行规严格规定会员人数、生产设备和产品的数量与规格，同时对学徒契约的签订进行严格限制。

作为同一行业的从业者为保护同行利益而联合起来组成的团体，行会的任何规约都必然出于维护全行业利益的目的并反映本产业的发展需求。行会师傅是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作坊主，既承担了具体教学职责，又是行业的生产者本身。

他们熟知行业需求，或者其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行业的需求。因此，师傅在教授学徒时，要求学徒必须学会本行业所需的必备技能并具备一定的职业素养，对整个行业有深刻而广泛的了解。

然而，行会在对学徒制深度管控，促使其反映产业需求的同时，更多的将学徒制视作一种生产制度，淡化了其教育功能。行会在制定各项规约时，往往出于对行业利益的考量，对学徒技艺的培养往往是希望该行业拥有稳定的从业队伍，防止行业衰弱。

如此，学徒培养的功利性就增强了，学徒被当作生产的“工具”，其自身发展的需要被严重忽视。

其次，按照“示范—模仿”原则进行技能训练，凸显的是工业培训领域的指导形式和行为主义理念下的知识获得，这种学习形态在传统的手工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需要考虑的是，按照这样的模式获得的行动潜力是否有助于学徒对工作情境形成更深入的认识，并最终提高专业化行动的效率？

口授相传凸显制度优势，受众低效影响规模化发展

在行会学徒制中，学徒一旦被招收就被要求住在师傅家中，并跟随师傅多年。漫长的学徒年限加上生存轨迹的高度重合大大提高了师生接触的频率，同时也伴随着更多的情感往来。在当时，多数师傅最多只能带1~2名徒弟。

这种较低的师生比有利于师徒之间更加亲密的互动，同时也为个性化教学创设了较为宽松的条件。在具体的训练中，师傅和学徒往往一起肩并肩地工作，学徒可以先观察师傅的操作手法，再去进行模仿。

在边看、边做、边学的过程中，学徒一旦有什么问题或困难，师傅都可以针对其特殊疑问进行解答，并且根据学徒的认知风格和思维方式给予细致的个别指导。在家庭生活中，师徒之间的关系则更为私密温情。

师傅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父亲般的看管角色，对于学徒独特的性格特征、处事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给出具体化的指向性建议，以促进其人格的完善。总体来看，师傅对学徒各方面的影响是细致而深刻的，其影响的过程也一定蕴含着个性化教学的内层涵义。

“口传心授教育”成为行会学徒制成功的典范条件，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低效受众的局限。学徒的训练期很长，一旦签订契约不可轻易反悔，日夜跟随师傅身边，与师傅人身依附关系极重。

师傅的授技对象具有“唯一性”，需手把手将自己所掌握的行业技艺传授给弟子。这种“一对一”或“一对少”的模式使得培养大量的技术人才已无可能，教育规模的扩大也难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效率的低下。

就内容的系统性而言，学徒大多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进行随机学习，缺乏一定的逻辑顺序，一般技艺和规则也难以有效推广。随着机器大生产的建立，行会学徒制难以适应工业化体制需要的弊端日渐凸显，并最终被学校职业教育所取代。

职业道德教育贯穿始终，技能训练局限生存所求

成为行会正式的学徒，首先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并通过行会严格的审核，其中一项重要的审核内容即为青年的品行。只有具备较高素质的孩子才能获得学徒资格，成为行会的后备力量。品行有劣迹的孩子，则与学徒资格失之交臂。

契约明确规定：徒弟应谨遵师傅教诲、保守技术绝活、不擅离职守、不损坏货物、不参与玩牌等非法游戏活动、不出入酒馆、不勾引妇女、不发生通奸等。

这种强制性的约束使得学徒的日常行为得以规范，有利于其良好职业道德的养成。除了个体道德规范，行业层面的道德准则也体现了宝贵的职业精神。在漫长的学徒期内，不论是在劳动训练还是在家庭生活中，师傅的一言一行也均对学徒的品行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行会学徒制对道德教育贯穿始终，但在技能训练方面却体现出局限生存所求的弊端。行会学徒制在对学徒进行技术训练的过程中，往往专注于“技术”本身，忽视了工匠精神的培育。这使得学徒在实际操作中通常注重产品制造的完成，缺失了对精益求精的品质的追求。

师傅传授给学徒的技能多数为针对性极强的专业技能，而一些适用性更广的通用技能则往往被忽视了，这在本质上不利于学徒长远的职业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